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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次,没人救得了郑爽

编辑:xal5772021-01-21 16:25:32

隐婚、代孕与弃养。

在道德、伦理与法律层面的多重崩塌后,短短一天时间,郑爽与张恒两位公众人物让一则娱乐八卦,转向了对“代孕黑产”这一公共议题的严肃讨论。

这其中远不只是公众人物的道德污点问题,更不仅是私人感情事务,还有把生命当作随时可以销毁的交易品的人性拷问。

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,在诸种事情已经实锤后,仍有部分粉丝为郑爽辩驳。这种集体道德观的崩坏,是站在“郑爽代孕”四个字背后,更为庞大、龌龊的黑洞。

事实上,近期以来,“代孕”一词在公共舆论场中的热度居高不下。就在一个月前,陈凯歌的影视作品《宝贝儿》就引发了争议,甚至不少媒体、评论者打出断论式的质问:如今不应该关心代孕合不合法,而应该关心它何时入刑。

今天中午(1月19),央视新闻发博评价此事,明确表示“代孕在我国被明令禁止”。一小时后,郑爽也就此事发布了微博,但言辞间避重就轻,仍未正面回应“代孕”“堕胎”“弃养”等质疑。

或许这一次,没人能救得了郑爽。她不再是直率与情绪化,不再是偶然犯错,也不再是愚蠢无知。

代孕前世今生

目前,中国作为官方禁止代孕的依据,主要源于原国家卫生部于2001年8月1日施行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。实际上,我国关于代孕的争议声,并不一直都是一边倒的。

比如,2015年,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》,草案中“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”的条款被删除。

比如,2016年,生命伦理学专家邱仁宗在《“代孕”不再被“禁止”,意味着什么》一文中认为,代孕技术的实施维护了子宫有异常妇女的生殖权。

比如,2017年,《人民日报》刊发了一篇名为《生不出二孩真烦恼》的报道,文中有专家甚至提出“应适当放开代孕准入”“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,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”等等观点。

可以说,有关代孕的讨论里,一度出现了支持的声音,而且头头是道。

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“代孕”关键词,共获得415个结果,最早出现涉及代孕的裁判文书在2012年8月

今天在个体层面也依然有不少人,包括女性,认为代孕其实是把生育作为了一项职业——将母体与“母职”分离,不失为一条解决生育难题的道路。

对于持这种想法的人,法律不具有价值观念上的约束力。这群人仅仅是认为,用自己身体条件附着的优势去换取利益,没有什么不妥。这就像法律禁止贩毒、贩卖器官、卖淫,但仍有地下市场存在着。

而代孕的本质症结,则要从理解“商业代孕”四个字入手,也就是经济交易。

今天我们说的“代孕”,大多是指的“妊娠代孕”。相当于“租用”代孕者的子宫,交易孩子。

而交让自己身体出去的那部分女性,在租借子宫的同时,也租让出去了部分自我与自我认同。她们潜移默化地将自己的身体视为工具,其个人意志沦为生物性的附庸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这种交易,必然是建立在强弱对比之上的关系——不仅仅是男性之于女性的生理差异对比,更多是经济能力的强弱对比、社会地位的强弱对比,以及其直接带来话语权强弱对比。

《代孕者》剧照

日本作家上野千鹤子在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》一书中指出,在代孕的交易当中,买方总是男性,卖方总是女性。

但决定子宫与孩子所有权的,不是笼统的性别,而是货币。

以货币为中心的自由市场经济,本质上塑造的是一个契约化的社会。父权制的痕迹,只不过表现为用货币语言表示的再生产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。

《代孕者》剧照

正如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所说:“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,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;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,它就敢犯任何罪行,甚至冒绞死的危险。”

当一件事物被纳入由资本货币的运行逻辑里时,更深、更大的黑洞随之产生。

目前,在我国,与代孕有关的黑色产业链曝光、擦边球的法律判决文书等,几乎都涉及代孕后更复杂的公序良俗问题,如弃养女婴、非法堕胎,拐卖妇女儿童等等。

而从医学层面而言,自行妊娠代孕,极可能对女性或胎儿带来不可测的病理甚至死亡风险。

《代孕者》剧照

因此,代孕绝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或生物问题,而是极易成为诸多犯罪暗河的源头。

只要一天法律缺席,只要仍有一个人支持代孕,在这一连串过程中,受到伤害和剥夺的个体,就既不受提倡“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”的法律保护,更不被唯利至上的商业主义认同。

不同于家暴、性侵,代孕并不是一个直接性的压迫与欺凌,它位于法律框架之外,也即意味着没有边界、底线。如果不禁止代孕,即意味着支持代孕。

因此,在当下的讨论里,假设是必要的。如罗尔斯提出的“无知之幕”,假设的情景应当极端化,才能把今后将来的所有可能性纳入考虑范畴。

只要拥有子宫就能成为代孕工具?

我们提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:极端天气到底要不要点外卖?

在这场交易里,你可以加价,外卖员也可以很情愿来。这甚至不是一个“一个愿打、一个愿挨”的事,而是一个正常的、合法的常理行为,还能促进消费和就业。

的确,双方都没有错,法律赋予你饿了可以点外卖的权利,外卖员也有选择不接单的权利。

但这一思路中,两个“选择权利”的意味是截然不同的。

在极低标准的生存境遇下,一个人做出的选择,有多大概率是身不由己的?外卖员的选择双方,也许是冒险送餐和挨饿,哪一种都不能称之为正常人朴素的“平等权利”愿望。

一种被蒙蔽的对立情况出现了——你以为是善意,但其实是参与了一个泥化的困局。

困局,可能由系统造成,可能由体制造成,可能由畸变的奋斗、竞争关系积少成多地铸成。

为了工资,“自愿”选择“996”的员工,看似利用市场交易规则为自己牟利,但同时也交出去了属于自己的正当权利,包括八小时工作的劳动权益,生命健康权益。而那部分不愿意选择996因而受到职场压迫的人,则丧失了说“不”的基本权利。

回到代孕。

当身体被与商业运转绑定,所谓的“自由”与“权利”,便面临被沦为枷锁的可能。

在这里,女性选择的“意愿”,至少分为两种情况。

第一种,由于无知而引发的被迫“自愿”。供应方压根不知道自己的合理利益和诉求在于什么。

《代孕者》剧照

比如,为什么要严格规定性侵犯罪的年龄底线?厚大法考刑法独家授课老师罗翔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次公开阐述:与特定年龄以下的儿童发生性关系视为犯罪,并不是剥夺性自由,而是保障其基本人权。

法律在此时便承担了“家长职能”,是秉承将人作为目的的原则,通过约束一定权利的方式,更完善地保护个体尊严。

如《世界人权宣言》里有言:“为使人们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,有必要使人权受到法治的保护。愿本案得到公正处理,愿法律慰藉人心。”

当然,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。事实是,大多数情况下,法律只能保护作为人的底线,而不是作为人的尊严与人权。

于是,第二种畸变的“自愿”出现了,被生存、伦理人情所迫的“自愿”。

如今,一些发达国家与地区仍然存在着支持代孕的政策,比如美国加州,合法代孕在临床上的适用对象有着严格的代孕适应症限制规定,且政策本意是支持LGBT群体也可以得到自己的宝宝。

纵然如此,真正因代孕合法而受益的群体,却是那些拥有财力与较高社会地位的精英阶层。他们可以轻而易举“享受”法律带来的福利,一边积极推动女权运动,一边躲开了怀孕对职业生涯的干扰。

在一种假设的情境里,为社会做出更多资源贡献的人,也许会产生“合理期待”:我理所当然应该享受社会与法律赋予我的权利,或者说,“特权”。

微博截图

法律反对特权与歧视,但允许一定区间内社会资源分配的差序格局。法律上的平等,只是一种规则的平等、权利的平等,而不是结果上的平等。

还是引用罗翔常说的一句话:“如果自由不加限制,一定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。”

人不能与社会完全脱离干系,多一个人参与商业代孕,其所在的社会就越加难以营造一个平等和保护的氛围。

而那些自视无关己事,支持甚至参与代孕的女性,以为享受的是蛋糕,其实吞咽进去的是麻醉剂,无形之中参与了一张浩大的黑暗工程——在不远的将来,世界上的每一位女性,不论贫富贵贱,不论健康病痛,只要拥有子宫,都可能成为代孕工具,而你将永远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。

总有些东西无法交易

在反对代孕的声音里,还有一种相对感性的角度不可忽视。

当金钱交易介入到母亲和婴儿的天然纽带之中时,生命代际的天然纽带就被破坏了,包括情感意义上与生物意义上的。

2012年,一部代孕题材电影《母语》便是从情感层面,展示了代孕对女性情感上的忽视和践踏,以及对生命意义的畸扭。

《母语》剧照

一个年轻漂亮的大学毕业生,亟需一笔钱给家人治病,一对求子多年而不得的中产家庭夫妇找到了她。夫妇两都是社会精英知识分子,有极高的素质与教育,他们对女学生很好,不仅为了肚子里的孩子而照顾她,更把她视为一家人,给予温暖和关心。

然而,在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之后,却产生了一个无法用金钱和交易解决的问题:女孩怀胎十月,对腹中孩子有了一种天然的母性,而刚出生的孩子,也无法阻止地对母体产生极大依赖。

美国作家迈克尔·桑德尔在《公正》一书中记录了1986年美国新泽西州发生的“Baby M”事件:代孕母亲生下孩子之后,决定要留下孩子,法院宣布代孕合同无效,且把这起官司归为“自然父亲和自然母亲”之间的争议。

抱着Baby M的怀特海德

受理此案的法官写道:“这就是在出售一个孩子,至少是在出卖一个母亲对其孩子所拥有的权利。……必须明白,在一个文明的社会,有一些东西是金钱不能购买的。”

即便如电影《母语》呈现的那样,一个温和的家庭、一起温和而隐秘的交易,“成就”了一个完整的家庭,但代孕出的这个孩子的亲缘与情感关系又该如何培养?孩子将面临怎样的成长环境?

总有一些东西,无法被货币、交易和契约解决,那些东西最终会积弊难反,成为报应。

回到当下,此刻的舆论争议,或许来到了一个可观的方向:代孕何时入刑?

《宝贝儿》剧照

在一种理想范式中,观念与情感上,将开放代孕视为洪水猛兽,就已经是在为制度、法律层面的进步铺路。

如果不考虑未来,现在将毫无意义。

一部自2016年开始连载的漫画《愤怒的萝卜》里,也预言性地昭示了一个未来的可能性。在漫画设定的末日社会,女性的身体被作为培养皿,种植出新鲜的粮食和蔬菜,一个又一个的女人自愿、被骗或被迫走进这座种植基地。

在这样的极端世界里,正常的女性将会逐渐消失不见,社会运转所需要的正常能量、互助及资源,也迟早弹尽粮绝,整个人类生存土壤必将分崩离析。

就像我们不提倡两性对立的性别主义,整个人类文明共同体,在各方各面都是彼此牵连、互相掣肘与扶持的。所以,坚决制止代孕,不是出于一种共情,而是出于一种理想,一种生而为人的义务。

作者 | 南风窗记者 肖瑶

编辑 | 维妮

排版 | 嗡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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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签:代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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