许鞍华：“下次别再提名了，我的心脏受不了。”

“不是特别认真，其实又是挺认真，这个就是香港精神”

许鞍华在73岁时和蒂尔达·斯文顿被同时授予了威尼斯电影节终生成就奖，许鞍华导演成为了全球首位获此殊荣的女导演，那句她对香港精神的解释，同样适合来形容她近43年的电影生涯。

许鞍华在九七年拍了一部纪录片《去日苦多》讲述回归之前香港社会的动荡与事件，七十年代的学运风潮等，都是她的童年和回忆。

和香港导演一样，从很早之前她就独具这座城市的气质。

从影像的视觉表达上，无论是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中每天餐桌上的家常粤菜，还是《桃姐》中出现的茶餐厅，老街和敬老院，她总是能找到香港这座城市里的生活气息。

杂货铺、菜脯、一巴掌把活鱼拍死，然后以死鱼价格买活鱼的女性等，都是许鞍华导演镜头下普通又可爱的人和生活。

但这位女性导演却很难被人们定义，她虽然常聚焦于女性，但也能将一个男人的纠结和心理变化惟妙惟肖的表现，男性的冷酷或者情怀都在她的故事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而她镜头下的女性角色虽然市井气息重，但并不是狭隘的，她能让上海姨妈叶如棠爱管闲事，也能让给她清高，并钟情浪漫，这和她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，也与她深入生活的体验密不可分。

更重要的是她从未与孤独分离。

曾经有人评价许鞍华的电影，有一个母题：人的流徙不安，亦即人被环境所迫而饱受流离无根之苦。

这位香港导演，出生在辽宁鞍山，所以父亲在她的名字里放了一个“鞍”字。后随家迁居澳门，5岁的时候搬家至香港，住在香港左派基地，新移民集中的北角，父亲原籍广东，母亲是日本人。

从小许鞍华就被送去了教会学校，经尝试外教上课，用英语的时间远比中文多，小时候她和母亲的关系很差，母亲在她的印象里总是沉默，不会讲广东话，16岁时，她才知道母亲是日本人。

这一切都给许鞍华在身份认同上带来了迟疑，流徙不安在童年的生活中，而身份认同的困难则表现在了她的作品中。

《客途秋恨》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她对自己身份的思考。

母亲葵子是远嫁中国东北，随后来到香港，和张曼玉饰演的女儿感情疏远，与其他亲人也颇有距离，导致晚年孤苦一人，最终，许鞍华在故事中让女儿回到母亲身边，两人为彼此依靠。

这也是真实的许鞍华写照，据前几年的报道，她未成家未嫁人，跟母亲生活在一起，她自嘲：“两个老女人互相支持。”

关于婚姻，她其实在30岁的时候有想过，但最终没有去实现，突然有次母亲跟她说：“你不适合结婚。”

许鞍华自己想了想，同意。

年过70的许鞍华导演没有买房子，没有买车，出门挤地铁，每天做的事情除了拍戏就是看书和抽烟以及陪母亲。

依然在北角的租着房子，虽然有很多说她穷到买不起房子，但最被人熟知的一次是窦文涛问她，为什么不买房子呢？

“为什么一定要买房子？租房子也一样啊，反正都是住，我习惯了底层生活，至今没有找到买房子的理由。”

这位一心想拍出香港历史的新浪潮旗手，也曾陷入怀疑。

她一部《疯劫》开出了香港新浪潮的第一枪，让关注社会、家庭和人际关系成了新的题材，但在此后《书剑恩仇录》拍摄时，台湾新浪潮的作品《童年往事》同年上映。

虽然当时台湾的全年票房远不及80年代的香港，但许鞍华在看过侯孝贤的作品后，感觉到了危机。

当日益趋于商业的香港电影高度发展时，台湾新浪潮电影开始展现大时代下普通人的命运，这种无限接近生活的电影在许鞍华看来是“闷片”，但她却不知道这群台湾导演为什么敢去拍这种很闷的故事，又为什么能拍出如此张力。

她开始尝试之后接连拍了《客途秋恨》《极道追踪》和《上海假期》但几乎没得到关注，反而赔了不少钱。

之后的三年，她停下来了，没有再拍电影，反而做了一档电视节目《数风流人物》。

这无形中成了她的转折点，虽然节目是一些列的访问，但她没有和之前的制作班底一起工作，和助理一起从头做起，像刚入行的新人，而这个过程却让她逐渐找回了信心，回归之后，一部《女人四十》直取第4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，第3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、女主角、男配角、摄影奖；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。

底层、女性、边缘人、流离无根都是许鞍华电影中常见的元素，也逐渐成了她的招牌。

相比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将颁给许鞍华，更想分享一则，71岁时许鞍华捧起金像奖时的笑言：“下次别再提名了，我的心脏受不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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