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史 | 姜文：扬手是春，落手是秋

“5号大院”里的故事

雪停，风住。

棕白相间的轿车缓缓驶来，车头冒出几道银色的折射光，奢华又张扬。

灰墙，旧瓦。

大轿车在胡同口的墙边停下，旁边不大的院门里走出个人，推着一辆在大轿车面前“相形见绌”的小自行车，抬头热络地和轿车里走出来的人打招呼。

——蓝先生！你这到底是干嘛？

——我呀，打瓶儿醋……就是为了这点儿醋，我才包的这顿饺子。

这是2018年姜文自导自演的电影《邪不压正》中，他所饰演的角色蓝青峰的出场，蓝青峰走出的那扇院门，正是姜文曾经生活过的“5号大院”。25年前，也是那片灰墙旧瓦，也是那扇不大的院门，一群洒脱不羁的少年人从里面走出来，演绎了一段“阳光灿烂的日子”。

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既是姜文的导演处女作，也是他的半自传电影。在最初为男主角马小军选角的时候，姜文提出的首要要求就是要和自己长得像，电影讲述的不仅是主人公马小军的青春，也是姜文自己的青春。

时光回溯到1963年。那一年的唐山，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斗的部队干部和一位小学音乐教师喜结连理，同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，这个孩子，就是姜文。

姜文6岁时，父亲被派往贵州工作，全家上下也都一同搬去那里。那段日子，姜文的娱乐活动不多，每周最开心的事，就是等着住处外的镇广场上放电影。这里每周放两场电影，姜文几乎场场不落，每场电影他不仅看得津津有味，电影结束后还会饶有兴味地模仿影片里人物的动作和说话。多年后再回忆那段童年时光时姜文曾说，那个时候，自己不知不觉就已经爱上了电影，爱上了就喜欢模仿，他几乎能把所有看过的电影里的经典角色都模仿出来。贵州家旁边的镇广场，无意中成了姜文“电影梦”开始的地方。

在贵州度过了艰苦的4年，1973年，因为父亲工作的调动，姜文一家来到北京。单位分给姜文家居住的院子，如今成了文物保护单位“六公主府”，1973年这里还是总政宣传部、文化部的家属院。那是北京市东城区内务府街的一处院落，院落的灰墙旧瓦之上，明丽的阳光洒落下来，也落在墙两边大树苍翠茂密的枝叶里。暖光之中，10岁的姜文追着父亲的步伐，踏着地面上点点光晕，兴奋地迈进了这个对他未来有着深远影响的内务部街“5号大院”。

姜文与妹妹姜欢、弟弟姜武

彼时，国家的大环境尚还春寒料峭，但5号大院却给尚且年幼的姜文提供了一隅安然平和的成长地，就如同他在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中描绘的那样，高扬的红旗，肆意的青春，年轻的“马小军”们在5号大院里逃学、打赌、嬉闹，将书包高高抛向空中，仿佛在向世界“宣战”，这是姜文记忆中的青春期，充满了喧嚣与躁动。

好动不好静，这是马小军的一大特点，也是姜文的一大特点。在家里，比姜文小6岁的弟弟姜武好静，一文一武，一动一静，家里人面对着这个“马小军式”的孩子，都曾笑着调侃说这兄弟俩的名字起反了。事实上，“姜文”并不是他最初的名字，小时候母亲给他起的小名，就叫姜小军。

电影里的马小军捣蛋，生活中的姜小军也“不安分”。自从开始沉迷电影、沉迷模仿以来，姜文便一发不可收拾，除了模仿电影里的片段，他还将自己模仿的对象从角色拓展到了真人身上。在北京入学72中后，姜文盯上了72中传达室的电话。有一天，趁着传达室没人，他拿起电话，把号码拨到了当时的北影厂，找到他当时很喜欢的演员安振江，对着听筒那头一头雾水的安振江，姜文挑了两段自己最喜欢的、安振江演过的角色的台词，连续背了两遍，对方不明所以挂了电话，于是他又把电话打给了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当老师的演员马精武，以另一个演员的名义找马精武通话，通话持续了足足十分钟，对方竟也没听出破绽。

凭借着自己擅长模仿的本事，1981年，姜文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，在考场上，他以一段契诃夫的《变色龙》中的表演赢得了评委的认可，靠着这段精彩的表演，姜文顺利成为了表演系的一员。

中戏毕业不久，姜文就被导演陈家林相中，让他出演了电影《末代皇后》中的溥仪。首部戏就是主演，第一个搭档就是当红女演员潘虹，这番经历的确令众多年轻演员为之羡慕，也让电影界注意到了这张新面孔。而其后他又出演了谢晋执导的电影《芙蓉镇》，这部影片曾在当时产生过不小的轰动效果，在影片中，姜文把男主角秦书田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，凭借这一角色，姜文一举夺得了当年“大众电影百花奖”最佳男演员的殊荣。

拍《红高粱》时，和张艺谋从头吵到尾

如果说电影是一条造梦之路，那电影人的路，便是追梦之路。在这条路上，姜文无疑是顺遂的。在《末代皇后》和《芙蓉镇》中崭露头角后，姜文又接连主演了凌子风导演的《春桃》、张艺谋导演的《红高粱》、谢飞导演的《本命年》和田壮壮导演的《大太监李莲英》，后来，他还参演了九十年代初大热的电视剧《北京人在纽约》。

有了一部部影视剧的历练和经验积累，1993年，姜文拿到了王朔的小说《动物凶猛》的改编权，自己做起导演并兼任编剧。对于自己执导的第一部电影，姜文花了长达两年的时间不断改编、打磨，他把这部半自传体电影的背景设定成自己熟悉的“5号大院”，对于他来说，这里不仅仅是一处存留旧王朝记忆的、动荡年月里载沉载浮的文保单位，更是少年时代的乐园，是他电影梦的出发地。用姜文自己的话说，“是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的地方”。

姜文（右）和张艺谋（中）

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在后来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、台湾金马奖中，斩获了最佳导演、最佳剧情片、最佳改编剧本在内的多项大奖。从此，姜文便开始了自己“跨行”做导演的生涯。许多年后，人们都喜欢称他为“鬼才”导演，鬼就鬼在一个优秀的演员不仅能演好电影，同样也能拍好电影，这一点，姜文做到了。

1995到2018年，姜文又先后执导了《鬼子来了》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《让子弹飞》《一步之遥》《邪不压正》。在这5部电影中，主角多半是来去在枪林弹雨里的英雄形象，是《一步之遥》中时常出没在歌舞场里的冒险家，也是《让子弹飞》里悍匪化身的亦邪亦正的县长，甚至是《鬼子来了》中言语行为间带着点儿疯劲和傻气的村民。如果以“侠”来论英雄，那么在姜文的英雄世界里，这个侠一定不是“人如孤松之独立，醉若玉山之将崩”的豪侠，也一定不是“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”的名侠，而该是“亦狂亦侠亦温文”的怪侠。

“怪侠”英雄们有着和常见的定式英雄们一样的胸襟格局、见识胆略和侠义心肠，但绝不是一个周身萦绕着英雄光环的“职业”英雄形象。姜文塑造出的英雄，有血性，有血肉。一发发子弹接连打出，银幕里常有子弹飞，银幕外的姜文，也长存着英雄梦。

在姜文的电影路上，有一位引领者不得不提，那就是导演谢晋。1985年，当时还在拍摄《末代皇后》的姜文就收到了谢晋导演的一封亲笔信，信中谢晋写到：“我想请你演《芙蓉镇》里的秦书田，所以想叫你来试戏，我不是不相信你的演技，是因为你太年轻。”

姜文看了信后非常感动，因为谢晋当时已是赫赫有名的导演，而他只不过是一位刚入行的小演员，叫他去试戏理所应当，干嘛要对他这么客气呢？其实，姜文并没有什么自信能完成这次演出，甚至直到拍完，姜文都不明白为什么谢晋会选中他。

1986年，在拍摄电影《芙蓉镇》时，有一场“淋雨”的重头戏，为了效果逼真，谢晋专门请来了一批专业演员来扮演群众，看着周围这么多演技精湛的演员，姜文的表演情绪很快就被带动起来，这场在瓢泼大雨中，男主角站在高地之上对着底下的人群大喊的戏很快就圆满通过。谢晋导演精益求精的做事风格深深打动了姜文。不仅如此，在拍摄的过程中，谢晋也是循循善诱，鼓励姜文对剧本和镜头提出问题，还要求他不止要提出问题，更要找到方法解决问题。他把这份对待电影无比热忱，工作时无比精细的态度传递给姜文，这对姜文之后的电影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谢晋导演之所以看中姜文，很大原因是在姜文身上看到才情与执着的态度。1987年，姜文进入《红高粱》电影片场。剧组拍摄时，姜文便与那时同样初出茅庐的导演张艺谋就拍摄问题争长论短，从开机一直吵到了杀青。电影公映后，反响很大，收效很好，多年后张艺谋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圈第五代导演中的佼佼者，此时再提起姜文，这个曾经在片场丝毫不给自己面子的演员，张艺谋仍盛赞他的演技和才情，相信姜文会是未来最好的导演。这或许是因为张艺谋的肚量与胸怀，但更多地来自于惺惺相惜，他明白那个曾经和他从头吵到尾的演员，自始至终与他争执的从不是一个理，一口气，而是一个电影的想法，一份对其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的珍视与坚守。

“别跟我在电影上抬杠”

在出演了《芙蓉镇》《红高粱》等几部电影后，1991年，姜文参演了讲述国人在海外奋斗与挣扎的电视剧《北京人在纽约》。这部戏的拍摄地选在纽约一个叫奥伊斯特贝的小镇。拍摄期间，有一日晚饭前，姜文和剧组其他几个同事一同在住处看电视，电视中恰好正在播放一段英国电影《桂河大桥》的预告。还没来及讨论电影预告的内容，大家就先为了《桂河大桥》的主演是不是大卫?尼文争执起来。对于同事口中的“这部电影的主演一定是大卫?尼文”的观点，姜文否认，他坚持大卫?尼文没有参演《桂河大桥》，并和同事打了个赌，赌注是赢的一方可以让输掉的另一方做任何事。为了验证各自的观点，姜文和剧组的同事决定租来《桂河大桥》的录像带，让事实说话。他们在黑夜里赶了一个小时的路，把车从奥伊斯特贝一路开到曼哈顿，最终在曼哈顿租到了电影录像带。影片播完，姜文果然是对的，《桂河大桥》里的确没有大卫?尼文，不过他并没有像当初约定的那样“惩罚”同事，只是告诉对方——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心里没数的事，别跟人打赌，尤其是别跟我在电影上抬扛。

姜文与妻子周韵

爱跟人在电影上“抬杠”的姜文赢了赌局，之所以如此笃定自己能赢，理由在打赌前姜文就说过了，只是当时没人注意。他当时说，这部电影我看过7遍。

事实上，姜文把他“喜欢抬杠”的精神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发挥到了极致：拍摄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时，姜文为了呈现一个“男主角无意间见到女主角照片时丢了魂”的状态，足足耗费了4本胶片，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耗片记录；为了制作一个在电影里具有重要意义的道具绣花鞋，剧组辗转多个省市，在绣花鞋里糅合了多地多种民间工艺；为了让演员真正全身心投入角色，姜文让扮演部队大院里小伙伴的演员都穿上军装，住进营房，听那个年代的歌，读那个年代的书；在电影《让子弹飞》的筹备阶段，为使剧本精益求精，姜文找来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七个编剧，把电影的剧本写了整整三年；编剧电影《邪不压正》时，姜文在故事主线中穿插了多个同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奇谈，力求还原故事年代感，不给故事硬套上一个空洞的外壳……这种对电影精益求精的态度和对想法、初衷的坚守，的确让旁人自叹不如。

“能察”与“好胜”

在姜文执导的电影《让子弹飞》中有一句经典台词：“我就想站着把钱挣了。”在生活中，不管是面对工作，还是观众、媒体，姜文也一直试图找到这样一种感觉——站着面对。不是在平地平视大众，而是在高谷嶷然独立，这是他现实中的“矛盾之处”。

《让子弹飞》剧照

很长一段时间，姜文被媒体人奉为影视圈中“最难采访的对象”之一，早年间的他面对记者提出的问题，最常见的回答方式是先把提问者绕进自己的语言环境，然后站在自己的角度给予回击，或者说“教育”，他睿智的观点套上犀利的语言外壳后，常常让媒体们又头疼又下不来台。

在一次戛纳电影节上的访谈中，以导演身份接受采访的姜文听到记者问他这样一个问题：“您这是3D片，这次来戛纳主竞赛的戈达尔带来的也是3D片，您打算看吗？”接到这个问题，姜文却并未正面回答，他反问记者：“戈达尔还活着吗？”记者回答说，是，却不明白这个问题意在何处。而后姜文又问他：“那戈达尔来吗？”记者答说，不来。“那你打算看戈达尔这部3D电影吗？”——一个反问瞬间把问题又丢回给记者，这让在场的人都不禁哑然失笑。

在姜文执导的电影中，2007年上映的《太阳照常升起》因其中许多情节晦暗不明，引人遐想，至今仍为影迷津津乐道。面对媒体、大众的质疑，姜文的态度鲜明，他坦言，自己做电影首要的是做自己想做的，表达自己想表达的，不会为了逢迎市场而改变。两年后，《让子弹飞》上映，不同于前一部的晦涩难懂，《让子弹飞》一上映就博得了“满堂彩”，叫好又叫座。在一次为宣传这部电影而设置的采访中，姜文再次提到了《太阳照常升起》，谈及这两部公映后反响截然不同的电影，姜文的观点依然不变，方式却巧妙了许多，他将《太阳照常升起》比作“上帝赐给自己的礼物”，而《让子弹飞》则是他“献给观众的礼物”。不再针锋相对地表达和维护自己的艺术创作，但却依然保持着和媒体“站着对话”的方式，正如姜文自己的体悟：中年可以深刻，但千万不要尖刻，看得开，千万别点破。如今的姜文一如既往的“能察”，却不再如从前一般的“好胜”。

“能察非明，能察能不察谓之明也；好胜非勇，能胜能不胜谓之勇也。”才气与傲气并存，这是姜文的底色，而岁月的淘澄历练出了他“扬手是春，落手是秋”的云淡风轻，在这一扬一落之间，姜文把很多的细节都留给了自己。

来源：各界杂志2020年第7期

作者：曦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