阎连科：对女性过度赞美就是伤害
△阎连科。
“完成了爱之后，再去完成自我价值，你就再也丢不掉什么东西。可是如果你先完成自我价值，那很惨，因为你的事业已经到顶。”近日，伊能静在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相关的采访中这么说。
如果她就此打止，或许不会陷入争议，但她在稍停顿之后，继续说了下去：“那就会像梅艳芳，因为她一辈子都在寻找爱，连她最后已经瘦成那样，她在台上都要穿着白纱，人生不能倒过来。”
伊能静说的，是2003年春天，梅艳芳的最后一场演唱会。那场演唱会上，早就检查出患了癌症，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梅艳芳穿着白色婚纱。
“我穿婚纱好看吗？（台下：好看！）但是，错过了时间了，十分可惜。我也曾经有数次穿婚纱的机会，但是自己错过了。每一个女性的梦想，都是拥有自己的婚纱，有一个自己的婚礼，我相信自己已经没机会了……”梅艳芳吐露的这段心声，让她的粉丝们至今一回想就唏嘘不已。
类似的唏嘘，我在看阎连科的新书《她们》时也有，不过，让我唏嘘的，不是书中的她们错过了穿婚纱的机会，而是她们中的大多数在“穿婚纱”这件事上，并没有多少自由；穿上婚纱之后的自由，也没有多少。
撰文/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
相亲促成的婚姻，幸与不幸，靠老天爷恩赐
在《她们》这部主要是书写家族中的女性的散文集中，阎连科首先带到大家视野中的，是和他相亲的那些女性。
就像他说的，“一个孩子从不吃饭而长大是桩奇怪的事，一个人不经男女而成熟，也是一桩奇怪的事。”这些原本和他的生活不相干的女性，正是因为相亲这种古老的活动，让她们和他有了关联。
在《她们》的第一章里，阎连科写了某次带着儿子回老家，偶遇当年相亲对象的事。乡间路上，眼看就要狭路相逢，情急之下，他一头躲进了男厕所。他之所以宁愿躲进这“人类的一处污地”，也不愿意与曾经的相亲对象打照面，是因为这位与他相亲的女性，是众多相亲对象中，接触最深的一位，也是他颇为内疚的一位。
但这最深的接触，究竟有多深呢？媒人带着姑娘去了阎连科家里，姑娘给阎连科家里打扫了一下卫生、一起吃了个饭，阎连科母亲给女方家人100元订婚彩礼，念过小学二年级的姑娘给阎连科写了几封夹杂着拼音的信，并寄了一张照片，在部队成为作家的阎连科给姑娘也写了几封无关风月的信。仅此而已。然后，颇为犹豫的阎连科在听说了如果以后女方要因为婚姻问题来部队闹，对提干影响很大之后，正处于提干关头的阎连科终于鼓起勇气写了封分手信。
幸亏这位姑娘心善，没有把阎连科当成陈世美，没去部队去闹，只是感叹了一句“我只怪我没有好好读过书，只怪我命不好。只怪我们都是农民谁都想过上好日子！”
如果阎连科没有给她写退婚信，她的这个没有爱情的婚姻会让她过上好日子？
因为农村出身，且前途并不明朗，阎连科的相亲大多数是屡相屡败。失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，是那个时代的相亲对象，没有相互了解这一过程，成或不成，都是一面之后就要给出答案。至于之后，婚姻的幸福或者不幸，完全靠老天爷的命运恩赐。
在那个年轻人对自己的终身大事都没有多大选择权的时代，阎连科在相亲时因为懦弱而没有说不愿意，好在他最终勇敢地终止了他并不乐意的似是而非的婚恋关系，既拯救了自己，也拯救了对方。
如果阎连科当初没有说不呢？
《她们》中的第七章，一个叫王萍萍的女人，相亲时因为男方帅气就同意了婚事，后来才发现男方不仅好赌还经常偷盗，某次被家暴之后，她把丈夫给毒死了，埋在厨房。
如果王萍萍婚前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对象，如果她在了解了对象是什么样的人之后，在结婚之前像阎连科那样勇敢地说不，或许，悲剧就不会发生。
世上没有一个“如果”会变成现实。如阎连科所说，在婚姻主要靠相亲促成的年代，两个陌生男女被约到一起，以准结婚对象单独面对的那刻，“恋爱”便开始了，只是，若干年后，他回忆起来，这恋爱“如盛开在那个季节中的泡桐花，美得宛若一场尴尬而壮观的笑”。
用“谨慎道德论断”的写作来写女性
与阎连科以前充满张力的作品不同，《她们》写得有点温柔敦厚。
即便是和他母亲长期不和的四婶，也被阎连科视为一种乡村女性的标高而加以肯定：其一，这位被妯娌们评判为“小心眼”“记仇”并“小气”的女性，嫁过来之后很快成为四叔的总管、主任和账房先生，实现了女性当家做主；其二，四叔退休之际，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应该让儿子去接班，可四婶舌战群雄，说应该让女儿去接班，并且最终是让女儿接班进城了；其三，四婶在与阎连科母亲闹别扭的时候，死活不肯和解的理由是因为觉得阎连科家是“人上人”，需要有尊严地和解，需要“强者”先低头。
正是四婶的这种尊严的自觉性，打动了阎连科，在他的运作下，“强者”先主动示好，两家又和好如初。
除了家族中的女性，在《她们》的第七章中，阎连科写到的女性，大多不是世人眼中“正面”女性形象，在世俗眼中，她们甚至是被背后非议的——有为了追求“夫妻生活和谐”而勇敢离婚私奔的；有因为男友一辈子都买不起手表，她设立目标攒够100个手表作为定情信物给对方，为完成目标而不惜去做性工作者；还有为了同性恋人约会，受到丈夫阻拦而把丈夫当成情敌乃至激情杀人……这些女性，因为她们呈现出的真实的个性、勇敢的表达，而获得了阎连科的同情、惋惜，乃至部分的肯定。就像他对追求个人性福而离家出走的那个女人所评议的那样——“然无论如何说，她身上还充满着一个女人面对世界的灵视和尖锐，是我家乡土地上独一无二，与众不同的女性的超然和光。”
就像面对一片原野，阎连科看重的是每种植物在阳光下的生长姿态、而非判断它是否有毒无毒那样，他看重的是女性本身“自我意识”的生长，而非简单粗暴地抡着道德大棒论断。
正是因为这种“谨慎道德论断”的写作，让读者能够进入到《她们》中的女性们所在的命运场景中去感受和思考。
“我们从没思考过母亲作为女人有什么权利”
在《她们》的自序中，阎连科坦陈，10年前他出版《我与父辈》时，即有做出版的朋友再三撺掇他写一本关于家族女性的书。他之所以没有硬着头皮去写，是因为他觉得关于母辈和姐姐、妻子、嫂子及表姐、表妹们，还有这之外的“她们”，“似乎熟悉却又陌生着”，“无从知也就无从写”。
阎连科等待了10年。这10年，阎连科说不是自己厘清晓然了一切，而是忽然有一天，“看见母亲、姐姐们在哭啼、微笑时，也有女人在千里、万里之外同一时间和她们一样哭啼和微笑”。他决定“写下她们的哭，她们的笑，她们的沉默与疯狂，她们的隐忍与醒悟。写下她们在这一端哭哭笑笑时，另一端的哪儿会有哭笑、颤抖和舞蹈”。
阎连科在和张悦然等人聊及他的这部作品时提到，像他这样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男作家，很难有谁能写好女性的。
“这是中国男作家的一个集体的短板。不能更丰富、更尊重地去认识文学中的女性，这不仅是能力，也是生活本身和我们作家自身的不自觉性决定了只能如此。”
接着，阎连科解释，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“一方面，从生活本身来说，在中国，女性的处境是非常微妙的，反映到文学好像是只能或必然是那样；另一方面，作家大约也很少去主动、自觉地思考这个问题”。
为此，在写作这本书之前，阎连科翻看和精读了不少关于女性主义的书，这些书让他面对女性时，“有很多不同的思考”。
他的这些不同思考，除了上述的“谨慎道德论断”外，还包括他的“拒绝赞美”的反思姿态。
在《她们》的第六章《母亲》，第七章《第三性——女性之他性》里，阎连科对这种模式提出了非常尖锐的反思，尤其是在《劳作与女性生命学》一节中。阎连科对劳作之于乡村女性的损害，他不是赞美，而是控诉：“在乡村的田野和院落，忙忙碌碌，不知不觉间，人就未老先衰了。”因为过度的劳作，他母亲身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脂肪瘤。
母亲只是众多无名无姓的“她们”中的一个，母亲提到了当年大集体去修水库的时候，每每说到妇女都被“解放”到坝上劳动时,总是一脸严肃地说：“那时候把妇女也不当妇女看。”在当时的舆论中，就是这种残酷的劳作，被包装成“妇女也能顶上半边天”，被树立成典型。
这样的“铁姑娘”“花木兰”的故事，曾长时间地在我们的主流叙事中得到赞美和颂扬。但阎连科有了他的不同的思考：“对女性过度赞美已经是对女性过度的伤害。我们对女性、对母亲，就是给她勋章，但从来没有思考过母亲作为女人有什么权利？”
正是有了这样的思考之后，阎连科才开始动笔，《她们》才和以往文学作品中的她们不大一样。
对话
为家族牺牲过的女性，我们能为她们做些什么呢？
潇湘晨报：您身为男性作家书写“她们”，在创作时会遇到哪些挑战？
阎连科：没有什么挑战。我知道我是写散文，而不是写“女性主义”，此前，我几乎没有读过什么女性主义的著作，这主要就从刘剑梅那儿借到了七八本关于女性主义的各种书籍，有的细读，有的了解。这种阅读和了解，除了弥补自己对女性主义的一无所知，就是如何在写作中磨去、割除“男性主义”或“男权意识”，让自己对女性有充分的理解和尊重。尊重就是一切，有了这份尊重，这本书就写起来没有难度了。
潇湘晨报：《她们》的写作对象跨越三代。面对几代中国女性的人生境遇，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？
阎连科：《她们》是写了几代的女性，但一定要记住，它是写了那块土地上的几代女性，是那种文化上的几代女性的命运和很简单的思考。那块土地上的女性，当然也是中国女性的参照和缩影，但中国太大了，南北文化的差别、城乡文化的差异，沿海地区和南北方文化的差别，内陆地区和边境地区的文化差别，还有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别。这些文化的差别，也决定着女性的差别。我所幸运的我是河南人，中原地区，这儿的文化在中国有一定代表性，所有那块土地上的城市的女性也一定有代表性。
潇湘晨报：认为家乡那片土地上的女性经受了更多的苦难，但“她们”最终却没有沦为祥林嫂那样的抱怨。那个年代的女性乐观的原因是什么？
阎连科：她们中间有很多祥林嫂那样的人，比如《她们》中我的大姐、表姐。比如《她们》第七章中的“方榆花”。我其实没有回避这些，只不过在这本书中，我的视角不让我把过多的笔墨放在这一点，而是更多地关注了她们乐观、坚韧和面对男人和命运的独立和微笑。
潇湘晨报：我们感触于《她们》中家族女性的牺牲和伟大，但同时又想问，我们能为这些为家族牺牲过而不自知的女性做些什么呢？
阎连科：我们不能为中国的女性做什么，但是有一点，如果我们能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——无论她是都市人还是乡村人，她们是八十岁还是几岁十几岁，我们做什么都不如对她们有几分理解和尊重好。
尊重是最应该做的和改变的，如果大家读了《她们》，在对女性的尊重这一点上有一点改变和变化，那么这本书就有些价值了。
【来源：潇湘晨报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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