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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不恨毛泽东,恨美国(2)

编辑:小男2012-07-09 11:25:12

国军是怎么由强变弱的?

高华:那是因为八路军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,而且很快适应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。的确,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,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。为适应和国民党的战争,解放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。万毅回忆说,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中央军作战时,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。在东北打了几仗后,提高很快,迅速掌握了大兵团,正规化,攻坚战的战法。特别重要的是,在军事战略上,解放军以消灭国军有生力量为最高原则,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,大踏步前进,大踏步后退,根本不在乎国内和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。而经过土改,解放军兵源充足,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,扩充了兵力。黄克诚说,几个月时间,开往东北的十万部队就扩大为三十余万,其中许多为前伪军。共产党在用人之际,没有教条主义,只要有用,都吸收,以后再改造。相比之下,陈诚就显得十分迂阔,他在东北就拒绝吸纳前伪军,他说如此会打击“民族正气”。

同时,在思想上,中共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十分明确,而组织上,八路军(解放军)指挥统一,都服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调遣,党、政、军完全军事化,轻装上阵,军队不需发工资,只要吃饭穿衣就可。国军则与此相反,蒋介石没有绝对权威,令行禁不止,政府更要为打仗支付巨额军饷,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,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,蒋介石却不在意,以为只是暂时现象。

共产党干部没有私产,这点尤其重要,蒋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“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”,列数中共优点七项,将“干部不准有私产”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。

国民党的军事动员能力怎么样?

高华:在大陆时代,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,用余英时的话说,蒋介石是“无效独裁”。内战爆发后,国民党无从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,“总体战”只是一句口号,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。国民党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“戡乱”的解释。虽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“戡乱”时期,上海、南京、北平、武汉、广州等大城市,仍一如往常,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。1949年8月24日,蒋介石飞重庆指挥,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,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“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”,和陪都时代“没有多大改变”。

国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究竟怎么样?

高华:这要看在什么时间段,在抗战时期,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“空中堡垒”修九座机场,四十五万老百姓自带干粮,男女老幼,肩挑手提,用最原始的人工,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,这种场面,谁见之不感动落泪?那个时候,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怀、照顾,大家也以“抗战第一”多予谅解,但是内战爆发后,就不一样了,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。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,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,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,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,也制定了不少条令,诸如:《修订土地法草案》等等,但是全为具文。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,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,许多农民接受了“国军是替地主打仗”的说法。1946年12月21日,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,更是直接点明:“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,深合于农民之要求……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,为其效命。”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,在山东战场,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,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,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。1949年10月19日,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,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,他说,“要为平均地权、耕者有其田,实现民生主义而战”;“实行军民合一,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,武力为人民的武力”。蒋有此省悟,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,但就大陆而言,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。

蒋介石个人军事才能与毛泽东的差距也是失败的一大原因。

高华:说起来蒋介石是靠军事起家,打了几十年的仗,但是他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,而毛泽东有“十大军事原则”。虽然有时蒋的战略眼光是正确的,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,当遇到反对,蒋却不能坚持。1948年2月,蒋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,卫不听,蒋也就听之任之。蒋要傅作义撤军南下,傅作义不舍离开察、绥老地盘,说出的理由是:坚守华北是全局,退守江南是偏安,蒋也同意了。

更重要的是,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,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是他的以“保城守地”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。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,1947年后,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,这些在他看来,是理所应当的,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,就要承担所谓“守土保民”的责任。可是,国军要守护的摊子太大,面对解放军的进攻,顾此失彼,兵力不敷使用,遂被解放军各个消灭;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,他感叹“防不胜防,此剿彼窜,颇难为计”。国民党于是就“抓壮丁”,又造成民怨沸腾。

蒋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也有严重的问题,他一向喜越级直接指挥,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: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,战场情况千变万化,蒋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,下达命令,可是命令下来,情况已经变化,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,有时明知蒋的指令有错也执行。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:蒋“远离前方,情报不确,判断往往错误”,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军事干预的结果。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,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,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,故而造成军事失利。

对于白等的上述意见,蒋完全拒绝。1948年8月7日,蒋在日记中加以辩驳:“近日何、白之言行态度,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,而归咎于余一人,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,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,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。”蒋并大骂何应钦:“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,机巧已极,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,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,惜乎心劳日拙,毫无所得耳,培养二十馀年,仍不能成材自立,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,无骨气,无人格,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。”

蒋介石好歹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正牌毕业生。

高华: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非常严重。内战初,他把胜利的“宝”压在“速战速决”,还细定了战术守则:“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,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,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,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,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,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、前兵、前卫、与本队及后卫、侧卫等部署。” 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、严整,犹如旧时普鲁士、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,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?

蒋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,诸如:“口袋战术”,“反口袋战术”,“坚壁清野”“主动出击”,“防中有攻”,“攻中有防”等等,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,机械搬用之,怎么能追上身手敏捷,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?相比之下,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,国军将领叶锟败退去台后,五十年代初在“革命实践研究院”总结说,“林彪之一点两面战术,所有共匪各级指挥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,都能奉行,形成一个整套体系。”

在用人上,蒋介石也未见高明之处。

高华:在东北,蒋介石临阵换将,先杜聿明,继陈诚,再卫立煌等,都无堪重用。在淮海,这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,蒋仍然没有章法,他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。毛也在东北换将,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,以求高度统一,林彪等与东北局其他领导存在矛盾,1946年6月16日,毛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。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。

蒋介石很少有像林彪、彭德怀、刘伯承、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,1948年3月25日,蒋在日记中写道:“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、胡林翼、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。”

蒋之用人,一看派系,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,白崇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,因不是蒋的人马,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。蒋重用胡宗南几十年,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、旅长的才能和气局,却被蒋当作统帅用。1943年,陈立夫去西安劝胡宗南突袭延安,“建不世之功”,胡未敢。当然,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,也无济于事,因为他身边的熊向晖肯定会提前把消息密报给延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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